基于《全宋文》的宋代福建官府刻书史料述略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出版。收录两宋文章18万篇，作者近万人。作为宋代文章总集，是目前收集宋文资料最完备、最齐全的大型断代文献，也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出版、刻书等最原始的材料，是一部宋代百科资料汇编。该书的编纂，为广大学术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宋代官府重视图书刊刻与传播，通过图书传播，来巩固统治，宋代的刻书事业十分发达，各省均有官刻，而福建官府刻书影响较大，积极从事图书出版与发行事业。福建官府刻书，主要是福建各路、府、州、县官府机构刊刻书籍，如安抚司、转运司、公使库、宪司等，都曾主持过刻印事业。据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统计，宋代福建官府刻书主要有：转运司本绍兴十七年所刻《太平圣惠方》一百卷，福建漕司本吴坚刻《胡子知言》一卷、《后录》一卷，《张子语录》三卷、《后录》三卷，《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建安漕司本黄刻其父黄伯思《东观余论》，汤汉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泉州公使库本淳熙十年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等［1］。

《全宋文》最大特点就是收录宋文之“全”。作为宋代“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是一座有待开掘的富矿，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就《全宋文》中所载福建官府机构刊刻图书情况分别述之。

一、转运司刊刻医书

宋代各路设置转运司，转运司又称漕司，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中介和桥梁，主要负责国家财政和转运。宋初，福建就设立了转运司，治所在建州；南宋时治所转移到福州，“建炎二年移司福州，绍兴二年依旧，三年复移，寻依旧。”［2］各州设立转运行司，供转运使临时办公居住之用。

2017级各班级的参评数据见表8。对2017级班集体相关属性取值进行分析，分别选取2017tx、2017xx和2017ji1作为均衡发展、偏离发展和最差发展班级的初始聚类中心点，通过实验得到基于K-means算法的聚类结果见表9，聚类方法与传统方法的优秀班集体结果对比见表10。

福建转运司除了负责财赋和转运功能外，还从事刻书活动。叶德辉提到的福建转运司刊刻的《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在宋代绍兴十七年（1147）邵大宁《印行太平圣惠方申福建转运司状》中有记载：

将本院2015年9月—2018年8月诊治的60例膝关节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部肿胀、疼痛、膝关节活动障碍等症状，且经关节镜检查确诊；（2）均行CT及MRI检查；（3）患者及其家属均同意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2）合并严重原发性疾病；（3）安装有金属假肢；（4）有精神疾患，不能配合检查。本组60例患者中男37例，女23例；年龄17～64岁，平均（40.58±7.25）岁；受伤到就诊时间1.7h～4d，平均时间（21.48±3.61）h；受伤原因：运动拉伤患者有16例，交通事故所致患者有27例，体力劳动拉伤患者有17例。

福建路转运司：今将国子监《太平圣惠方》一部一百卷，二十六册，计三千五百三十九板，对证内有用药分两及脱漏差误，共有一万余字，各已修改开板，并无讹舛，于本司公使库印行。绍兴十七年四月日。［3］

材料中指出，转运司所刻《太平圣惠方》是以监本作为底本，并作了校勘，改正脱漏差误共一万多字，可以看出对刊刻医书所持的认真负责态度。将有错误地方修改完善后，付福建转运司公使库印刷发行，公使库是专门用来接待来往官员的处所。之所以选择福建印刷出版，也与福建当时是图书出版的中心有关。

从史季温的记叙来看，他的祖父史容为《山谷外集注》花费了很多精力，经常增补完善书中内容，考订也是十分精详。蜀板已经毁灭，幸好还有遗稿，史季温以遗稿为底本重刻，“刻之闽宪治”表明在福建宪司刊刻，“庶与学者共之”表明史季温想要通过复制众本，与众多学者共同分享，这体现出明显的书籍传播思想。

提点刑狱司又称宪司、宪台，是宋代派出的“路”一级司法机构，主要监察府、州、县官吏，审查冤假错案。同时，也从事刻书活动。

夫医者意也，疾生于内，药调于外。医明其理，药效如神，触类而生，参详变易，精微之道，用意消停。执见庸医，证候难晓……并遍于翰林医官院各取到经手家传应效药方，合万余道，令尚药奉御王怀隐等四人，校勘编类。凡诸论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载其内……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百姓为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失所，不尽生理，朕甚悯焉！所以亲阅方书，俾令撰集，冀溥天之下，各保遐年，同我生民，跻于寿域。今编勒成一百卷，命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雕刻印版，遍施华夷。凡尔生灵，宜知朕意。［6］406-407

《圣惠方》广泛收集了宋代以前的医药方书及民间验方，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北宋前期的医学水平。《太平圣惠方》不仅在国内传播，在宋代还传播到国外。大中祥符九年（1016）与天僖五年（1021），宋真宗分两次将《太平圣惠方》赠给高丽，促进了当地医药的发展。

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故医之传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议录旧所赐书以示于众。郡人何希彭者，通方伎之学，凡《圣惠方》有异域瑰怪难致之物，及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于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希彭谨慎自守，为乡闾所信，因取其本誊载于版，列牙门之左右，所以导圣主无穷之泽沦究于下，又晓人以依巫之谬，使之归经常之道，亦刺史之要职也。［7］

1046年，福州太守蔡襄看到福州百姓生病不就医、服药，而是信奉巫术，迷信鬼神，往往延误治疗时机。因此，蔡襄邀请福建人何希彭将《太平圣惠方》加以改编，选其精要部分，整理出方剂6 096条，编成《圣惠选方》60卷，作为医书教材传播。蔡襄在庆历六年（1046）十二月八日《圣惠方后序》中有明确记载：

蔡襄是宋代福建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以官方身份公开反对巫术迷信活动，普及和推广祖国传统中医文化的先驱。

宋代是传统医学高度发达的时代，表现之一就是出版了大量医书。《全宋文》收录了大量医书的序跋，有些序跋中，记录了医书的刊刻信息。从邵大宁《印行太平圣惠方申福建转运司状》和蔡襄的《圣惠方后序》两篇文章可以看出，福建转运司和福州官府分别编辑、印刷与出版了《太平圣惠方》和《圣惠选方》两书，这两书为医学知识在福建的传播与普及作出了贡献。

李普曼曾提出过著名的“两个环境”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即客观环境和虚拟环境。客观环境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虚拟环境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揭示了大众传播媒介在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上，由于媒介的中介作用，使得受众在意识中形成一个对于现实的“客观表象”，这就客观表象就是所谓的“虚拟环境”［10］。

二、转运司刊刻茶书

宋代闽北北苑茶享有盛誉，是朝廷的贡品。朝廷士大夫饮用北苑茶成风。福建漕司专门刊刻《北苑贡茶录》等茶叶书籍：

2.3.4 及时反馈患者意见 护士长可以在每天早上的查房时拿个小笔记本，每到一个病房耐心地询问患者有什么意见，安排一个意见收集人每天及时反馈给她，对患者做好亲切问候关心，使患者心理上得到被重视的感觉，研究发现当患者的建议被聆听时，患者对该病房的满意度会大大的增加[14]。

北苑贡茶最盛，然前辈所录止于庆历以上。自元丰之密云龙、绍圣之瑞云龙相继挺出，制精于旧，而未有好事者记焉，但见于诗人句中。及大观以来，增创新，亦犹用拣芽。盖水芽至宣和始有，故龙园胜雪与白茶角立，岁允首贡。复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实繁。先子亲见时事，悉能记之，成编具存。今闽中漕台新刊茶录未备，此书庶几补其缺云。［8］

先人作《茶录》，当贡茶极盛之时，次序亦同，惟跻龙园胜雪于白茶之上，及无兴国岩小龙、小凤，盖建炎南渡有旨罢贡三之一而省去也。先人但著名号，克今更写其形制，庶觉之者无遗恨焉。先是，壬子春，漕司再葺茶政，越十三载，乃复旧额，且用政和故事，补种茶二万株。政和间曾种三万株。次年益虔贡职，遂创增之目，仍改京铤为大龙团，由是大龙多于大凤之数。凡此皆近事，或者犹未知之也。先人又尝作《贡茶歌》十首，读之可想见异时之事，故并取以附于末。三月初吉，男克北苑寓舍书。［9］350

熊克编辑《北苑贡茶录》，是在先人《茶录》的基础之上充实和增补，还附加了先人《贡茶歌》十首。可见，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先人，也没有完全抛弃前人的劳动成果，体现了他对先人的尊重和敬仰之情。熊克认为，先人《贡茶歌》“读之可想见异时之事，故并取以附于末。”［9］351说明《贡茶歌》这本书中提供了丰富的采茶、制茶信息以及当时社会生活基本情况，阅读此书，可以使得这些场景历历在目，清晰可见，这也是书籍这一媒介的独特功能。

综上所述，英语写作是英语的一个重要学科，它不仅是学生在学习英语上的一个难点，也是考难学生写作的一个支点。所以就要求我们的学生要进行大量的阅读，然后平时多积累词汇量，还可以多借鉴一些好的文章，加以修改，这样可以提高写作方面的知识量，对其高中英语写作是一个大的提升！

可见，李普曼所提出的“虚拟环境”，他是经过了媒介的媒介再现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作用于人的心理，影响人的认识。一些客观、真实再现历史的图书，能够把读者带入到历史现场活动当中，这类书籍记载历史事件，还原历史事实，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前人活动提供了传世文献。同时，作为媒介的书籍，他也能够影响当时和后世读者对世界的感受和认知。

《北苑贡茶录》编成后，熊克为其作跋。后来刊刻此书时，又还作记。这些记和跋本身就是有用的信息，能为后人了解当时的情况提供文献材料。熊克的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也表明他具备传播意识，通过文字记载或者书籍编撰使得信息传播下去。熊克，字子复，建宁建阳（今福建建阳）人，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知绍兴府诸暨县，后入文思院。以文章知名，除校书郎、迁起居郎兼直学士院，后奉祠。熊克博闻强记，尤其熟悉宋朝典故，著有《九朝通略》《诸子精华》《中兴小纪》等。

宋代福建是茶叶主产地之一，建州所产茶叶作为当时贡品，通过转运司运送。在建州设立转运司，除了运送茶叶，上贡朝廷，还刊刻书籍。对于这些刊刻书籍的活动，《全宋文》中的茶书序跋、诏奏、书启等不同文体文章中都有记载，这些记载分散各篇之中，且只言片语，但为我们留下了宋代福建转运司刊刻茶类书籍的信息。

由于d1=2d2，则S1=4S2，根据流体一致性原理： S1v1=S2·v2，则v1，v2之间的关系如式(5)所示:

三、提刑司刊刻诗歌注本

宋太宗之所以耗费如此大的精力与工夫来编写医书《圣惠方》，这也与太宗皇帝本人对医书及医学知识感兴趣有很大关系。宋太宗即位之前，他就经常留意和关注医方，收藏名方千余首，并亲自验证。“朕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贵在救民，去除疾苦……凡候疾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6］406-407此书从太平兴国三年（978）开始编修，淳化三年（992）编定，前后共花了14年时间。是年五月，朝廷将此书雕印传播，颁行全国各地，各地设立医博士掌管。宋太宗对此书相当重视，亲自写序：

《芗室外集注》，即史容《黄山谷外集诗注》，史容号芗室居士。史容为《外集》作注，是因为此集还没有人作过注，他在《山谷外集诗注引》中说：“山谷自言，欲仿庄周，分其诗文为内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内集诗已有注，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兹岂山谷之意哉？”［12］该书最初在四川刊刻，钱文子为该书作序，他在嘉定元年（1208）十二月《山谷外集诗注序》中道：

黄庭坚诗注较有名的有任渊《黄山谷内集诗注》、史容《黄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黄山谷别集诗注》三种。材料中所说的是，福建宪司整理与刊刻任渊《黄山谷内集诗注》，并与芗城（今漳州）所刊《芗室外集注》一起在市场上传播。

2013年院部采购了IBM高性能小型机；2014年，购置了DPS软件，还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共建共享配置了VASP软件；2015年院部购置了Gaussian软件。此外，研究院还在2013年和2014年针对性地招聘了量子化学软件应用的专业人员。

太史黄公诗有内外集。夫任氏所注者内集，板木虽多，而其乌鸟传写之误亦自不少。暇日，稍加校正，刻之闽宪，始与芗城所刊《芗室外集注》并传之。［11］

书存于世，惟六经、诸子及迁、固之史有注其下方者，以其古今之变、诂训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也……山谷之诗与苏同律而语尤雅键，所援引者，乃多于苏。其诗集已有任渊、史会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编谓之《外集》者，犹不易通，史公仪甫遂继而为之注。上自六经、诸子、历代之史，下及释老之藏、稗官之录，语所关涉，无不尽究。予官成都，得于公之子叔廉而遍阅之。其于山谷之诗既悉疏理，无复凝结，而古文旧事因公之注，所发明者多矣。夫读古人之书，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固非区区采之简册而后用之也，而为之注者乃即群书而究其所自来，则注者之功，宜难于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随作者为之训释，此其追慕先辈，嘉惠后学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识也……公，蜀青衣人，名容，号芗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谢事，著书不自休，尝为《补韵》及《三国地名》，皆极精密。今年余七十，耳目清明，齿发不衰。他日传于世者，又将不止于数书而已也。［13］52

《山谷外集诗注》是钱文子成都做官时，从史容儿子史叔廉那里获得。他认为，给诗作注比作诗本身更加困难，也更能显示出作注者功力。在该序文中，他将黄庭坚和苏轼进行比较，认为“山谷之诗与苏同律而语尤雅键，所援引者，乃多于苏”，并且觉得，“公以博洽之能，乃随作者为之训释，此其追慕先辈，嘉惠后学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识也［13］53 ”。后来，史容孙子史季温任福建提点刑狱公事时，又将此书重刻于提刑司，史季温在淳祐十年十二月《山谷外集诗注序》中有明确记载：

先大父芗室先生所注《山谷外集》诗脱稿之日，永嘉白石钱先生文季为之序引，锓木于眉，盖宁宗嘉定元年戊辰岁也。是书已行于世，其后大父优游林泉者近十年，复参诸书为之增注，且细考山谷出处岁月，别行诠次，不复以旧集古律诗为拘。考订之精，十已七八。其间不可尽知者，附之本年。蜀板已毁，遗稿幸存，今刻之闽宪治，庶与学者共之。并以大父实录本传附见。淳祐庚戌嘉平旦日，孙朝请大夫、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季温百拜谨跋。［14］

《太平圣惠方》是宋朝组织编写的第一部大型医书，也是第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书，属于官修方书。这部医书是王怀隐与王佑、陈昭遇、郑奇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与整理。“往者太宗皇帝尝集《圣惠方》，凡万余首，镂之方板，以广流布。”［4］“太宗皇帝平一宇内，极所覆之广，又时其气息而大苏之。乃设官赏金缯之科，购集古今名方与药石诊视之法，国医诠次，类分百卷，号曰《太平圣惠方》。诏颁州郡，传于吏民。”［5］

2.充足的优质蛋白：高职院校的学生肌肉、骨骼组织的生长发育趋于成熟，学习任务繁重，需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蛋白质供能应该占总能量的10%～15%，并且优质蛋白应该占一半以上。

史季温任福建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时，还刊刻了赵汝愚的《诸臣奏议》，他在淳祐十年七月《诸臣奏议序》中道：

列车旅行时间是指列车从始发站开始出发到从终点站退出运行的所有时间之和,过长的旅行时间则预示线路中可能发生延误现象[10]。在日常管理中，允许实际旅行时间与规定运行时间存在很小的误差。设列车在线路中的停站时间为D=[D1,D2,…,Di,…,DN](N为车站总数)，列车在每个区间的运行时间为t=[t1，2,t2，3,…,t(N-1)，N]，则得到列车运行的旅行时间目标为：

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赵公曩尝编类《国朝名臣奏议》，开端于闽郡，奏书于锦城，亦已上彻乙览。淳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旧锓木已毁于鞑。公之孙尚书阁学必愿绳武出填，尝命工刊刻而未就。适季温以臬事摄郡，捐金命郡文学掾朱君貔孙继成之。念昔先大父芗室容受忠定之知，尝同蜀之名流预讨论之列。今既遂尚书之志，亦可发扬先祖旧事。自兹家藏此书，举以告君，推以治国，以复我宋纯懿之治，犹有望焉。［15］

(5)总而言之，本区绝大部分调查面积的土壤，其环境质量基本处于清洁状态，土壤养分中等，土壤质量可评定为良好等级。

此外，福建官府刻书还有：提举司刻《诸家名方》，宋嘉定二年（1209）提举市舶司李大有刊李纲《梁溪集》，咸淳元年（1265）漕治刻《朱子语录别录》《龟山先生语录》，贞元年间（1153-1156）福建官医提举司刻《针经指南》，宋淳熙十年（1183）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宋嘉祐三年至四年（1058-1059）建宁府刻《建康实录》、绍兴二十七年（1157）刻《史记》《太平御览》，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建安漕司刻《东观余论》，宋淳祐八年（1248）漳州府署刻《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宋嘉定六年（1213）汀州军鲍澣之刊《古算经》，乾道七年（1171）邵武军刻《高峰集》、嘉定六年（1213）刻《梁溪先生文集》等。

这些书籍刊刻之时，都会邀请名家、朋友为其作序、作跋，或者自己写作序跋，附之书上。这些序跋，要么评论诗文，要么评论（价）作者。《全宋文》收录宋人序跋文章丰富全面，这些序跋中零星地记录了宋代福建官府刻书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信息，为我们了解当时刻书活动，提供了方便。

总之，福建地方官府刻书，是一种风气，直接反映官府对刻书事业的重视。宋代福建官府刻书成风，是宋代官府刻书业的主体之一。福建官府不仅是书籍的刊刻机构，还是地方书籍编纂与刊刻的行政管理机构。它们利用政府资金或其他政府资源刊刻书籍，有些时候，还会介入到地方私家刻书、书坊刻书、书院刻书和寺观刻书活动之中，间接推动了其他类型刻书系统的完善和发展。宋代路级机构刻书普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诸路官员基本上都是文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雅好读书，自然乐于刻印书籍。诸路官员直接由中央政府委派，多为一方大员，手握实权，财力充裕，出版书籍不乏资金上的保障……”［16］281福建路各级机构刻书频繁，同样也不例外。此外，“地方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地方政绩的美化、官员之间文化因缘的影响，以及主刻官员自身的实际原因”［16］281，也是宋代福建官府刻书普遍的重要原因。

《全宋文》作为一部大型断代文章总集，记录了大量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方面原始资料，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从地方史的角度来说，辑录《全宋文》中所载宋代福建官府刊刻医书、茶书及文学类书籍的原始史料，对其进行梳理、归纳，既能丰富宋代福建地方官府刻书史料，又能和现有刻书史料进行比勘，进而查漏补缺，辨正乖讹。基于《全宋文》福建官府刻书史料的整理与分析，能为通过文史结合与文史互证的方法，进一步研究、辨析宋代福建官府刻书活动打下坚实基础。

全部数据量化后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护士职业倦怠与工作场所暴力之间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对护士职业倦怠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参考文献：

［1］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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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襄.圣惠方后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1014.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32.

［6］宋太宗.太平圣惠方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7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7］蔡襄.圣惠方后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1014.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32.

［8］熊克.刊北苑贡茶录题记［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500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50.

［9］熊克.宣和北苑贡茶录跋［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500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2-113.

［11］徐经孙.黄山谷内集诗跋［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769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34.

［12］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引［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583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32.

［13］钱文子.山谷外集诗注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688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4］史季温.山谷外集诗注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795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71.

［15］史季温.诸臣奏议序［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795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70-371.

［16］田建平.宋代出版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