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韶关税关研究韶关关隘与关隘文化研究(2)

（二）韶关税关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北江区域经济的兴盛

税关的管理主体主要为户部和工部。明朝时期，税关设置虽然时多时少，数量并不稳定，但由户部或工部直管的税关最多时也不超过15个，总数较少。除国家层面的税关以外，还设置了一些地方性税关，这些税关虽然对国家整体经济局面影响有限，但却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如当时南雄太平桥关虽是地方性税关，却是最早设立的税关，由于当江西入粤之要冲，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过往船只商货络绎不绝，因此税收十分丰厚。“万历六年（1578），南雄太平桥关抽取的商税铁课等银达43 000两，占全国各大关卡总银两的38%，仅次于山东，足见其交通运输地位的重要和南北经济交流之繁。”［2］关税的繁荣带动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南雄逐渐成长为北江区域的经贸重镇，城内“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3］。地方经贸的繁荣还促进了南雄国内贸易乃至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福建、江西等地商贸云集，仅广州商人办的商行就有2 000多家，并使南雄商业贸易与国内外市场联成一体”［4］279。利玛窦在南雄传教时，亲眼见证了南雄浮桥税关和商贸繁荣的盛况：“南雄城大小有如佛罗伦萨。它的主要部分位于北江和一条可通舟楫的支流之间。关厢有二，各以石桥、木桥与城相连；凡从欧洲、印度、马六甲、摩鹿如来的东西都从这里经过……每日两次开桥放船通过。”［5］清朝初期，太平桥关由南雄迁至韶关，提升为户部税关，总辖四个关口，韶关税关的地位从地方性层面提升到了国家层面。这一转变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迁，更是经济上的整体考量。南雄地处粤北东北角，只与江西接壤，虽然经江西是广州通往长江和大运河的最近通道，但毕竟位置较为单一，在商贸流通上会受到一定局限。相比之下，韶关坐落于湘赣粤三省交界处，地处浈江、武江、北江三条岭南重要水运航线的交汇点，交通极为便利，贸易更加顺畅。因此，太平桥关从南雄迁到韶关，直接目的是为了控扼交通、征收税赋，但客观上，税关设置促进了韶关地方商贸发展和经济繁荣。“清康熙年间，太平关每年额定上缴的税额达13.5万两，是全国5大税关之一。道光年间（1821—1850），太平关岁额银21万两，几为粤海关 55个口岸每岁征银 11万两的 2倍”［6］，“全国由户部直管的税关共32处，岁额银10万两以上的税关仅12处，太平关为其中之一”［7］179。因大量国内外货物在太平关转运、稽查、通关，韶关商品经济日渐繁荣，各路商贾云集，商馆会所林立，城内“舟车辐辏，踵接肩摩，熙熙攘攘，林林总总”［6］，“太平关（东关）周边形成了七条街市，号称‘东关外七街’，有牙行业、旅栈业……等十几个商业行业，浈、武江沿岸建有近20个码头”［8］。明代韶关诗人廖燕在其诗作《登帽峰山亭》中就描述了远眺税关的繁荣情景：“花迷樵径香迎袂，影尽江帆客度关。”受太平关的辐射影响，太平关周边区域（即今东堤北路一带），从清初开始逐渐成为城市商业发展中心。民国时期太平关撤销后，商贸发展的势头逐步减弱，直至解放前后，由于多数富商巨贾携款逃匿和公私合营，东堤北路一带始由商业区转为住宅区，延续了几百年的繁华喧嚣才彻底沉寂下来。税关还促进了韶关东河区域经济的萌生，自五代以来，韶关城市建设都集中在三江合流的小岛，东河一带虽与小岛只是隔江相望，但直至明朝，仍然是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清朝初期，太平桥关迁至韶关浈江上，以浮桥拦江设关，“太平关浮桥西起太傅庙码头，东接东河坝老隆街渡口”［7］195。大量货船在浈江西岸和东河渡口等待通关放行，促使老隆街渡口周围商铺林立，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区，并将渡口改为便于货物运输的码头。清朝中后期，始兴商民还在码头附近建立了“墨江会馆”，在河岸和码头转运货物，东河商贸由此更为兴盛。民国年间，随着税关的裁撤，东河沿岸逐渐沉寂。解放后，老隆街一带更名为育红巷、爱国巷和福星村，商贸功能几乎尽失，成为单纯的住宅区。

由上可见，税关的设置促进了韶关地方经济贸易的发展和兴盛，形成了以税关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经济发展格局，孕育出了韶关、南雄两大经贸重镇，成为北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

三、韶关税关的文化意义

税关不仅是韶关本地历史变迁、经济兴衰的实物见证，也是南北沟通交流、中西融汇贯通的文化符号。它不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经济个体，而是一座蕴含着多种文化内涵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是一幅呈现着多个历史时期、多种文化元素互相碰撞、相互吸收、互相交融的庞大历史图卷。对韶关税关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究韶关文化的发展轨迹，深刻把握韶关多层次的历史文化结构，深刻理解韶关深厚、包容的历史文化内质。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27/5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