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的文学思想及文学创作

李復(1052—？)，字履中，号潏水先生，原籍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因其先人累官关右，遂居京兆，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朱子语类》录为闽中人，盖为关中人的传写之误。李復与张舜民、李昭玘等为文字交。神宗元丰二年(1079)进士，五年，摄同州夏阳(今陕西韩城)令，后辗转仕宦多地。靖康之难，金人犯关中，李復年老且病，宋高宗以旧德强起之，知秦州，空城无兵，卒死于城*关于李復之所终，《宋史》卷25“高宗二”记载：“(建炎二年1128)春正月，金人陷秦州，经略使李復降”。此即为李復降金说之据。录以俟考。。

李復是张载的学生，学术思想属关学学派。“张载所立的天人合一之终极伦理思想，以及如何修心养德，将气质之性转化提升至合天地之性的实践工夫讲得淋漓尽致。”[1]张载去世后，关学出现分化，其中一部分人依傍二程，如蓝田三吕(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潘拯都成了二程的得意门生。另一些人如李復、游师雄等仍继承其衣钵，承续着关学精神。《宋元学案》卷三十一“吕范诸儒学案”列李復为横渠门人、高平(范仲淹)再传，称其“于吕、范诸子为后辈，然犹及横渠之门”[2]。李復是宋代关学学者中诗文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的一位。他著有《潏水集》四十卷，南宋孝宗朝有刊本行世，后散佚。今存《潏水集》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录而成，共十六卷，其中诗八卷，文八卷。《全宋诗》收李復诗八卷，460首，《全宋文》收李復文八卷，152篇。本文探讨李復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以求教于方家。

李復的文学著述较多，也形成了他自成体系的文学观念。首先，李復认为文学的内容大于形式。在《答人论文书》中,他说：“夫文，犹器也，必欲济于用。苟可适于用，加以刻镂之、藻绘之，以致美焉，无所不可。不济于用，虽以金玉饰之，何所取焉？”[3]卷5比李復稍早些的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有一段文字，用器皿的适用性和器皿上的刻镂绘画比喻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李復的这段话从表达和内涵上与王安石惊人的相似，我们似有理由认为李復是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北宋中后期士人对于文学内涵及其现实致用性的普遍强调，呈现出实用主义文学观。

其次，他特别重视文学中的“理”。他在《回周沚法曹书》中说：“承谕《滕王阁记》，此不足称也。唐初文章沿江左余风，气格卑弱，殊无古意。……凡为文须是理胜。若庾肩吾与其子信，徐摛与其子陵，皆有辞笔，江左末盛称之。此皆不足法，旧史言为文之罪人，故唐之后来，无人作此等语。”[3]卷3王勃的《滕王阁序》被公认为美文，尤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甚得后世称誉。李復却认为六朝及唐初类似的句子很多，乃当时好尚，王勃不过是狃于习俗，故为一时所称，在李復看来，却“气格卑弱，殊无古意”。他反对气格卑弱的文字，主张为文须是“理胜”。也就是说，他把“理”看得非常重要。他在《读列子》一文中评价柳宗元为文“极刻意用力，非自然，乃辞胜而理不足也。”[3]卷8既然“理”之于文如此重要，那么，他所说的“理”所指何是？在《答耀州诸进士书》中，李復明确说道：“先须讲求义理得当，中心涣然，乃可作文。义理若非，虽洪笔丽藻，亦非矣。又为文须去尘言，用事实，贵整齐，意分明，此其大略也”[3]卷4。他把“理”径直定位为“义理”，这足以见出李復的理学家本色。在《答张尉书》中，他说：“人之为文与诗最见精神，若品格已定，辞气卑凡，不能更有损益。……若虽未成就，其中自有佳语，是犹雏鹤褵褷，戛然一鸣，知其为云霄外物”[3]卷4。他认为作文赋诗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出精神和品格。在《答人论文书》一文中，他逐一阐释《书》《诗》《易》《春秋》《中庸》几部儒家经典的要义，说明其所蕴含的根本义理是它们“为文炳如日星而光耀无穷”，这才是其成为后世经典的根本所在。李復认为自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至唐代文人，虽然号称能文者很多，其风格也多姿多彩，但都不过“亦小技而已，岂君子之文欤”。而“苟能发道之奥，明理之隐，古人之所未言，前经之所不载，著之为书，推之当世而可行，传之后世而有取，虽片言之善，无不贵之矣。”[3]卷5他认为能阐明“道”与“理”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才可以推于当代而传于后世，即文学中的“理”体现着文学的精神和品格，也决定着文学的价值。

再次，李復提出为文的基本原则。他在《答耀州诸进士书》中明确提出作文要“去尘言，用事实，贵整齐，意分明”[3]卷4。即为文要追求语言的高古清新，讲求事实，整齐有法，意思分明。按照这些要求作诗为文，其诗文面貌必然严谨齐整，规矩有度，意味显豁，不落尘俗。李復自己的诗文创作很好地实践了这一原则大略。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18/5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