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关学基于关学谱系文献的观念考察(3)

在冯从吾看来，虽然理学续传部分与孔子并不具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其无疑在孔子思想的传承上具有正统的地位。冯从吾说：“宋濂、洛、关、闽以及国朝河津诸儒语录，虽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经，梯航万世，邹鲁以来，此为嫡传。”[7](P246)又说：“朱、陆、薛、王不同，而同为儒，总之皆吾师也。”[7](P304)这就是说，理学在学统上虽然以孔子为宗，但也必须以周、张、程、朱、王为津梁，故冯从吾说：

吾儒当以孔子为宗，而颜、曾、思、孟、周、程、张、朱皆诵法孔子，后学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学当以孔子为宗，而周、程、张、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学千里矣。以周、程、张、朱为非，以孔子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则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独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为宗则可，以孔子自任则不可，即此一念，去学万里矣。[7](P326)

民国时期的四川学者张骥也认为：

盖关、闽、濂、洛之学，即邹、鲁之学，虽鸣道一方，皆有圣人之一体。谓邹、鲁之学，寄于关、闽、濂、洛则可；谓关、闽、濂、洛之学，足以尽邹、鲁则不可。谓学者假途于关、闽、濂、洛，以寻源邹、鲁则可；谓寻源邹鲁，而不假途于关、闽、濂、洛，或仅仅于关、闽、濂、洛，则又不可也。[3](P145)

由此不难看出朱子《伊洛渊源录》所确定的道统谱系对冯从吾等关学史家的影响。冯从吾在《关学编》首卷列入孔门四子，这种做法则进一步启发了王心敬。王心敬在续编《关学编》时即说：“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3](P61)“编关学，则溯宗原圣矣。”[3](P65)于是他在张载之前又增补了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以及汉儒董仲舒、杨震、挚恂、马融等人。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从吾所纪，梗概已具，心敬所广，推本羲皇以下诸帝王，未免溯源太远。”[3](P630)而清末柏景伟、贺瑞麟、刘古愚也认为王心敬的做法并非冯从吾所确定的编写原则或体例，从而将上述十人删去。但他们却对冯从吾列入孔门四子的观点没有任何质疑。②以上说明，历代关学的续编者，大都以冯从吾所定对“理学”的限定为准则，即理学本身即是孔学，而宋明理学诸家则是孔学续传，是理学的主体部分。这是关学史编纂过程中的主流观念。

(二)何为理学人

那么，如何判定一个关中人为理学人？冯从吾说：“学者俯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3](P3)从这里可以看出，冯从吾对关学学者的判断标准，除了地域的原因之外，在学术上只能以孔子作为标准。然而，怎样才算是以孔子为折衷？冯从吾主张：“圣贤之学总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见得。”[7](P296)纵观冯氏《关学编》其所入编人物，其中固然有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或成一家之言而有所著述，但这也并非构成关学人物的必然条件。他在《关学编》正编正传和附传48人之中，所收入张戬、吕大忠等15人即是没有建立自身思想体系或者没有著述传世，而在现实生活中都信奉孔子学说的代表。因此，冯从吾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理学人”的标准，并不在于其在思想学说层面上有无建树，也不在于其有无著作传世，而在于其“是否通过理学的渠道认同孔子，并在此基础上实际践履孔子的伦理道德”[2]，这是冯从吾判断一个人是否能成为理学家的一个学术标准。如此，我们就可以对冯从吾所谓“理学”的基本特性做出判断：即理学最本质的特点，并非哲学或者思想上的创造，而在于日常生活上的身体力行。在冯从吾看来，理学对孔子的传承，虽然可以通过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的创作体现出来，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在行为和生活上，在求学、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领域是否能践行儒家的学说。或者说，理学最为本质的精神，并不在于空谈，而在于实行，不在于言，更在于行。这也是冯从吾《关学编》采取传记的形式彰显理学的根本原因。

还需要注意到，冯从吾所拟定理学判定标准对后世关学家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后世关学家普遍采取了《关学编》的体例来彰显理学在“行”方面的特征，更在于其对理学表现形式的拓展。在编撰《关学编》的时候，冯从吾明确提出的编写原则是：“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3](P4)其友人张舜典也说《关学编》“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3](P57)，但在后世对《关学编》的续补中，无论王心敬还是李元春等人，都将与理学相关而以“气节”“事功”出名的人物纳入关学，如王心敬说：“气节本自中诚，安在非即理学？”[3](P66)李元春也认为“事功孰不自学术来？”[3](P109)据此，两人分别将杨震、游师雄收入《关学编》续编中。此后张骥又在《关学宗传》中提出：“本编纂集以理学为范围，惟名臣如石渠、吏行如湭西、文学如太青，皆学术深纯，粹然儒者，当与圣门四科之列，不得以其有正事、文学屏之儒门之外，故并及之。”[3](P147)又增入以“文学”“政事”“名臣”“吏行”等著名者王恕、文太青等人，关学史的收编范围随之扩大。但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关学家在思想视域上并未走出理学的藩篱，而其关学史撰也并未改变以理学为根底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关学史著述近代转型的代表作——党晴梵的《关学学案》中，其关学人物入编的标准则从理学走向了伦理学，最终颠覆了理学的核心地位，而将道德、气节、文艺和事功、疑古、实践的作风作为关学入编的标准。这无疑是对清代关学史家“理学”观念的改造和提升，也是他立足于当时社会需要对理学精神的提炼和彰显。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关学传统中对理学判断基本标准的坚持，那就是道德践履始终是理学的根本。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