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乡民自治公约蓝田吕氏乡约研究(4)

二是社会认同度高。吕氏《乡约》既是民间组织的公约，又以儒家思想和张载的“礼学”为指导，浓缩了其时已经流行了千余年的儒家思想和公民道德传统，又注入了为张载所发挥的新儒家义理之学的内容，加上以吕氏兄弟为核心的士人的示范和引导，使其具有了很强的号召力和社会认同，产生巨大激励和凝聚同约成员的力量。在这里须要强调一下吕氏的带头作用。史载吕大钧“潜心玩理，望圣贤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为宗范。居父丧，衰麻、敛、奠、比、虞、祔，一襄之于礼。已，又推之冠婚，饮酒、相见、庆吊之事，皆不混习俗。”② ［明］冯从吾：《关学编》卷1，《宋史》卷340《吕大防传》。他的行为也就是各位兄弟的共同行为。在按儒家传统规矩行事这一点上，他们哪怕是兄弟之间也一丝不苟。有一次，蓝田吕氏的长兄大忠从外地归来，大防的夫人由两个侍女相随出来行礼，大忠制止说，罢了，你是宰相夫人，可以不必行礼了。在场的大防知道哥哥的意思是侍女在旁，不合礼仪规范，就立即将其喊退，才完成了这一家人相见的礼节。这样严格要求下的家庭关系，可以想见是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不杂，和睦相亲，而在礼仪上一丝不苟的。对于这样的家庭、兄弟，乡人无疑是信赖的。在他们的带动下，约中人见善思齐，见不善而内自省焉，从而使《乡约》成了人们公信、公认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备了极高的社会认同。

三是切近生活，简便易行。《乡约》提出的都是一些关乎民众思想道德，日常生活的事项，绝没有照搬繁难深奥的理学概念和教条。约文既周到又简便易行，表述也很通俗。对于每一个乡民来说，按《乡约》办事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切实、简便、通俗，为民众喜闻乐见的东西，无疑会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宋代理学家从传统儒学中提炼出了当时社会最需要的东西——纲常理念，蓝田吕氏则将这些理念用通俗的形式普及到了乡民中，他们不正是卓越的理学传人、政府功臣、乡民教师和向导吗？

四是约束力强。宋代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家族为节点的社会，家族宗法约束力在社会基层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愈来愈强，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主要工具是法制宣传和道德教化。吕氏《乡约》中的“乡”是由一个一个的家族组成的，吸收了传统家族管理的经验和元素，约文中的所有规定均不违反国家法制。政府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教化包括管和教两种机制，都具有强制性或刚性。《乡约》则包含家族、社会、公德三重约束机制，同时背后又有来自政府管教的无形压力。它对犯约乡民的处理虽然只有劝诫、罚款、断绝联系（退约）等柔性措施，但相比之下，约束机制更多、约束力也更强。别的不说，试想想，仅被乡邻族群所不齿，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四、《乡约》的学术价值、政治作用和影响

宋代理学，在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陆九渊等那里，本体论、认识论等哲学思想基本定型了，后起理学家大都是在继承、传播、践行上下功夫。传统儒学也好，作为新儒学的理学也好，其最大的特点是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吕氏《乡约》的学术和政治价值，也正在于它的实践性。

《乡约》用化繁为简的方法，将理学艰深奥妙的哲理，转化为人们似曾相识、实已在做的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用吕大钧的话说，就是“孝弟忠信，动作由理，皆人所愿，虽力有不勉，莫不爱慕。今就其好恶，使之相劝相规而已……至于礼俗患难，人情素相问遗赒恤。间有惰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参酌贫富所宜，欲使不废。”① 《乡约》附吕大钧《答刘平叔》。《乡约》受启发于庠序有学规，市井有行条，村野有社案，诸州有文学、助教之官，负责教化的模式，通过创立“约”这一群众组织，以名教道德为准则，以士人的言行为榜样，以民众的社会生活为内容，通过乡民群体的约束机制，实现了约民自治、自救的目标，它随俗导化，举重若轻，将儒家的一般道德规范和张载的礼学论述，创造性地同基层民众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将人们熟悉、已做，但未必人人做到，或惰而不修，厚薄失度的地方，明文规范，整齐划一，定为约文，使人人喜闻乐见，愿作能作，有据可依，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和践行了理学家所主张的“德”、“礼”。这是吕氏对张载礼学，也是对国家政权之社会教化、基层治理的一大贡献。如果说学术，尤其是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传统儒学及理学，都包括理论建构和践行两个方面，那么，《乡约》的学术贡献和价值不在于它创建了什么新的理论，而在于它找到了一条践履理学理论的极佳途径，从而给深奥难测的理学同基层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使理学产生了无限的生机和生命力。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627/6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