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乡民自治公约蓝田吕氏乡约研究(5)

从政治上说，《乡约》又开拓了一条对于民众进行教化的新渠道。它同政府组织的基层教化内容相似或相同，方式却更加亲民，对于乡民的约束力也更强。因此，《乡约》虽然不代表国家管理，也不会像政府基层组织和官吏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来对待乡民，但它在乡民自教、自救，在基层社会治理上的优势，却是国家基层组织所不能替代的，其辅助国家治理、减轻政府管理成本、提升基层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言而喻。这些看似简单的东西，却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和政治意义。

吕氏《乡约》出现以后，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宋理学泰斗朱熹对之极为赞赏。他汲取其他资料，参之以己意，“稍増損之”，撰成《增损吕氏乡约》四条：“一曰德业相劝，二曰过失相规，三曰礼俗相交，四曰患难相恤。”标题沿用了吕氏《乡约》原文。约中的组织和运行程序是，“众推有齿德者一人为都约正，有学行者二人副之，约中月轮一人为直（值）月（都副正不与）。置三籍：凡愿入约者书于一籍，德业可劝者书于一籍，过失可规者书于一籍。直（值）月掌之，月终则以告于约正，而授于其次”。确定每月初一为约民聚会日，会间“直（值）月抗声读约一过，副正推说其意，未达者许其质问。于是约中有善者众推之，有过者直（值）月纠之，约正询其实状，于众无异辞，乃命直（值）月书之。直（值）月遂读记善籍一过，命执事以记过籍遍呈在坐，各黙观一过，既毕乃食。食毕少休复会于堂，或说书、或习射讲论从容，（讲论须有益之事，不得陈道神怪邪僻、悖乱之言，及私议朝廷州县政事得失及扬人过恶，违者直（值）月纠而书之），至晡乃退。”② ［宋］朱熹《晦庵集》卷74《增损吕氏乡约》。

朱熹在吕氏《乡约》的基础上作了补充调整，增添了“月旦集会读约之礼”等内容。使乡约的组织性、教育性、约束性更强。

南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理学家阳枋与友人宋寿卿、陈希舜、罗东父、向从道、黄叔髙等讲明吕氏《乡约》，“书行之于乡，从约之士八十余人”。③ ［宋］阳枋《字溪集》卷12《附录》。 元明以后，刻印传播吕氏《乡约》④ 如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陕西三原县退休官员王承裕鉴于朱熹对于吕氏《乡约》“每欲刊印传布未果”，乃自为校勘，“俾学徒謄刊于宏道书院”（宋联奎辑《关中丛书》第一集《吕氏乡约》附录）。，模仿另作乡约⑤ 如明代上党仇楫有《仇氏乡约集成》（《千顷堂书目》卷11）。明人黄佐撰《泰泉乡礼》中有《乡约》篇（《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四《泰泉乡礼提要》）。清人张文嘉撰《齐家宝要》中有《乡约》、《社约》篇，等等，都属仿作。，成立乡约组织的愈来愈多，元刘因《静修集》卷10《高林重修孔子庙记》，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5《送刘主事如京师序》等文章中，都提到了当时人设乡约，行约礼的事实。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撰有《阳明乡约法》⑥ 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4。，明人这类著作、组织、宣传活动，见于史籍者极多，其源盖出于吕氏《乡约》。到了清代，不仅基层有很多“乡约”组织，还用“乡约”一词来称呼这一组织的管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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