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视野下于右任报刊文的创作思想(2)

首先是立宪改革的本质．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立宪是否能让民众享有民主权利，增进福祉．于右任明确指出立宪不过是“国可亡，民可弃，而孤寡专制之政体用用不可变易而已”，“新内阁之成立实将巩固旧有之专制政体，此后发政施用令更无复容汝民置喙之地”．还指出所谓立宪不过是巩固专制的虚幌，“其对于人民唯恐不能用专制之极致”，立宪不但无法力挽狂澜，反倒于民于国更添祸患，从而廓清了对于立宪的认识；其次，晚清政府内部派系争斗激烈，奸佞横行，完全置国脉民命于不顾．《京城归客之朝局谈》集中透析了晚清政局的三权鼎立，龌龊政争的黑幕，“今日之朝贵已成三权鼎立之势乎……要皆是不外此三权之竞争”．奸臣更是依附不同利益集团，肆意横行，谋取私利“独信一丧心病狂之盛某……则坐拥财政大权之某亲贵，挟无上之威力”；再次，晚清政府已沦为列强瓜分我中华之帮凶“今兹瓜分秘议之结果，显言之：则为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土地之象；微窥之，实即我残忍不道之政府与日、俄、英、法、德五国联谋瓜分我中国四万万黄帝子孙生命财产之局也．呜呼，可不惧哉”．他从三个方面指出政府不可恃，“政府失之，人民得之……吾民于政府恩断义绝”，政府已经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上，成为出卖民众权益的刽子手．随着办报之日愈久，于右任鼓舞民众与政府决裂之心愈坚决，扩大了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于右任关注国民权益的创作思想，在他的论说型报刊文中集中向知识分子透析晚清政局内部之腌臜，为苟存大肆卖国以结欢列强，立宪实为专制之变体，揭示了希冀通过政局改革挽救民族危亡无异于与虎谋皮，从而紧锣密鼓为民主革命造势．

在新闻型报刊文中，于右任深知民众智识贫弱，很容易受政府蒙蔽，故而言辞更为恳切尖锐：“自宪法大臣简派伦泽，而国民熙熙如登春台，其思也可怜”．“世界之风云日急一日，政府中日安乐一日，糊涂国民，欲托生民，财产于将来似是而非之宪法，真做梦也”．明确指出民众妄图通过宪政改革谋得民主权益，无异于痴人说梦，权利乃流血争取之产物，绝非已和民众背心离德之政府所愿赏赐．他的新闻型报刊文中警醒人心，“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之心”．既有恶劣之政治环境的暴露，如《亡国三恶因》将灭顶之灾归结为“民穷财近”、“善不能举”、“外人窥伺”，不作废言，直击要害，震人心魄；又有对政府及政客的抨击，如在《呜呼议员》、《伤心语》等系列新闻中，指斥国会、议员不过是门面功夫，救国无益；更有对艰难之生存环境的密切关注，如对满洲鼠疫的连续跟踪报道，如《鼠祸中之哀雁》、《北顾之伤心谭》、《追悼死者》诸篇，将民众之无助、政府之冷漠、医者之献身娓娓写出．其在《一哭》一文中写道：“自本报发刊以来，每日所载，连篇累纸，不外荒旱盗贼四字．”一语道尽百姓生存之凄惨．

2　呈现救国良策

“经世致用”、“开物成务”的实学精神，是关学700年来的优良学风．倡导“以反身实践为事，尝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以成四书，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关学的历代学者都广泛关注天文、兵法、医学等方面的知识，热衷探讨自然科学和实际问题，普遍认为研习学理就是要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所以他们的学术注重与现实紧密结合，针砭时弊、陈献良策．于右任的报刊文创作也始终如此，正如他在《民立报》创始之初所说：“民立报出现于此时，亦当竭所知，以贡献之，使如此之大恐慌，不再见于上海”．

于右任论说型报刊文的救国良策集中在晚清经济和军事两方面，以三篇《救国论》为代表，其一为救经济，二、三为强军力．以军事为例，军事改革在晚清是热门的社会话题，但大抵言论都集中在如何使海陆军强大上，于右任却以日俄战争为例，俄败赔偿仅不过“割地不过桦太半岛，兵费未偿一文”，正是日本“畏其海军虽没，尚有强大之陆军在也”，提出了“即先停办海军，而专注其全力于陆军之扩张”的军事改革方案．接下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做进一步说明“创办海军，第一财力不足是也……第二，外患不我待也”，故“综以上二理观之，欲救中国今日，则停办海军而专注全力以扩张陆军”．但仅仅专注全力扩充陆军，“军制不改，犹不可以为用也．军制何以改，曰：实行徽兵”，从而为《救国论（三）》论述军制改革张目．接下来于右任理清了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军制的内涵和外延，并比较得出了徽兵制度远胜于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志愿军制度，提出“分全国为二十六军区，设百镇，徽集而教练之，则三年以后，战时可得雄兵百余万”的具体做法，指出徽兵制度于中国有三利：“多额之军费可以节省也”、“军国民之教育可以普及也”、“精锐敢死之军队可得也”．最后以陆军尚书于军制改革逡巡不前，号召早行徽兵制度．为了能够更好的找到救市面之良策，于右任还在报刊上发表《补救市面策之大悬赏》：“本馆同人念市面日坏，苦无救济之良法，以贡献于社会，特悬赏重金广征名论，其数目如下：（一）最优等，百元；（二）优等，四十元；（三）中等，十五元；（四）节采者，送本报一年”．体现了于右任试图将“媒介与人发生互动关系从而生成意义，重点强调的是媒介文本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2］的意图，继而最终实现“意义的共享”和“意义交集”［4］．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18/5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