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关中士人与阳明学的学术分歧(4)

既然“心”是本体之心，为良知，那么“心”之所发的“意”同样也具有善的属性，应该具有正“性”正“情”的功能，然“未发之性”不需正，“已发之情”无法正，这样就导致逻辑的悖论。同时胡缵宗认为阳明的良知说和格物说存在格物与致知先后次序的矛盾：

然既云物为意之用，则物乃在意后矣，又云正其不正，盖心知之也。则致当在格前矣。如曰正，意之用也，则致知、诚意、正心皆举之矣，又何为致之、诚之、正之邪？③胡缵宗：《愿学编》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第399页。

根据阳明的解释，“格”的意义是“正”，“物”则指事，定义为“意之所在”，“格物”就是纠正人心的不正，将朱子格物的认知功能代之以简单快捷的对非道德意识的纠正。按照阳明的逻辑，“物”是“意之所在”，心之发用对其有所观照，据此而言，致知在格物之前。作为“意之用”的“正”，同时具有致知、诚意、正心的功能，无须按照儒家三纲八目的为学次第。胡缵宗在此批评阳明格物说忽视对外物研究而使为学完全转为内向性的心理活动，这与儒家经典关于格物的理解不符，具有“有覆圣经”的破坏性。

三、知行问题的分歧 [85]

知行问题是儒家道德哲学基石，其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问题，知是一个同主观性相关涉的问题，行则是主观之知见之于客观的行为范畴。在阳明之前的宋儒那里，二者既有知识与实践区别，也指对知识的探求以及根据知识进行实践的两个过程，如二程言“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④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4页。，朱子“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⑤朱熹：《杂学编》，《朱子文集》卷七十二，陈俊民校编，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3619页。。阳明所言知行之知主要指意识和主观形态的知识，在阳明知行观中“致知”与“行”相联系，“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⑥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56页。阳明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随即就受到普遍的怀疑，“纷纷异同，罔知所入”⑦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吴光等编校，第1357页。。在和关中诸士人论学中都谈到“知行合一”问题，南大吉全然接受，而吕柟、胡缵宗、马理、杨爵等人皆有质疑。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时间大致为龙场悟道的次年，即正德四年（1509），当时吕柟在京师。正德五年（1510）吕柟上《端大本以图治平疏》，请武宗还宫，御经筵、亲政事，疏入不报。刘瑾恶其直，欲杀吕柟，吕柟遂辞病归乡。吕柟关于阳明学的知行问题的意见只有通过其与湛若水的论学来体现。

吕柟对湛若水与王阳明的心学有所接受，并敬重其人。湛若水是吕柟进士座主，吕柟对湛若水多有请益，其“知先行后”的思想，就受到湛若水的影响。他认为湛若水的“知行并进”可纠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这一点上吕柟对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稍有误解。阳明未将知行分为两截，而是强调二者的同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①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吴光等编校，第5页。，在二者中阳明更注重行，“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②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吴光等编校，第4页。。湛若水“知行并进”思想是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另一表述，吕柟对湛若水这一观点的认同，可以视为对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间接认同。吕柟所认知的阳明“知行合一”是经人转述或是阳明后学对阳明这一思想的误读。王阳明虽然本意是重工夫、重行，强调工夫显本体，但他的确有时把良知本体讲得太玄妙，尤其阳明首肯王畿的“四无”之说，直接导致了左翼王学直悟超越“本体”，抛弃粗浅工夫，陷于虚玄高远、归寂精密的流弊。而吕柟仁学特征是寡言本体，时时处处重工夫、重笃行，因此，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随处强调笃行，提醒学者少言良知浑沦本体，对良知学之可能流弊具有提醒与纠偏之功。不过，从另一角度看，吕柟对阳明后学知行分离问题的批判，亦对阳明后学所形成的空疏学风具有警示意义。在后来明清之际的关学学者对阳明后学空疏学风提出批评，同吕柟所秉持的笃实的关学学风直接相关，即使像李二曲这样的提倡阳明心学的关中学者对阳明后学空疏学风的批判，也是以吕柟作为参照系来进行的。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