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关中士人与阳明学的学术分歧(5)

胡缵宗在《愿学编》中针对阳明对知行问题的解释逐条进行了反驳，根据反驳的内容可以看出胡缵宗对阳明关于知行问题的论述非常熟悉，包括王阳明和别人关于此问题讨论的书信也为胡缵宗所知晓。胡缵宗认为知行不能合一，“知自知，行自行”，知行应该为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针对阳明知行观中提出“好色恶臭”的比喻，胡缵宗认为“好色恶臭”仅仅属于知的范畴，“苟切行之，必笃理”，其意为要把知的知识落实到行的实践，需要下一番工夫，知而不行，仅仅停留在知的环节，并未完成知行的整个过程。在此胡缵宗也提出，知行整个环节的完成，知行的主体必须要与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发生实质性的实践关系，“未近乎色，未远乎臭，乃未可言行”。③胡缵宗：《愿学编》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第404页。同样，胡缵宗以阳明回答徐爱对“知行合一”的质疑而提出知行分明是两件事。王阳明以寒、饥、忠、孝为例说明知行合一之旨意，胡缵宗也提出同徐爱相同的观点，认为知行应为两件事。胡缵宗认为因缺乏必要的条件，尽管知饥知寒，尽管知道尽忠尽孝，但最终无法落实，不能谓之行。同时胡缵宗针对王阳明写给周道通书信中所言“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④此言见阳明《答周冲书（四）》，在《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不曾收录，故转引自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之说的辩解持否定态度，“知所知，行使行，古人何不得已，何补救乎？”⑤胡缵宗：《愿学编》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938册），第404页。在胡缵宗看来，阳明写给周道通关于知行合一观点提出的辩解属于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关中理学家与阳明关于知行问题的分歧主要为知行究竟为一体还是应该分为两个过程。阳明“知行合一”存在理论方面的缺陷，但其中透露出阳明对当时学者分知行为两事而“终身不行”的忧虑，有一定的合理性。包括吕柟和胡缵宗在内的关中学者对阳明此观点提出批评是在强调知的前提下更强调的行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阳明和这些学者存在理论的交集，但由于阳明在“知行合一”前提下提出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①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吴光等编校，第109—110页。存在明显的理论不足，为持反对立场的学者所诟病。

四、工夫论中的分歧[87]

在儒家的工夫论中，“静”是一个主要范畴，其早期主要是道家宇宙论和方法论的范畴，宋明以后被纳入理学的方法论体系。“静”既是人的“寂然不动”的本体存在，又是实现这一存在的重要方法，②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404页。宋儒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中对“静”都有较为详尽的解释，共同认同“静”的工夫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性。明代的陈献章专以“主静”为作圣之功，提出“静中养出端倪”③陈献章：《与贺克恭黄门》，《陈献章集》卷二，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33页。。阳明的工夫论中包含诸多方面，包括“敬”“静”“居敬”“觉”等，这些方面“静”的问题引发歧义，受到理学内部程朱学派的指责。吕柟、马理、杨爵等对于阳明的“静”的修养工夫持有异议。

在阳明和别人论学记录和书信中关于“静”的问题较为丰富，在《年谱一·正德五年》中有记：“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④王守仁：《年谱一》，《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吴光等编校，第1357页。这是静坐后达到对内心状态的一种体验，具有神秘性。这种“静”的工夫由于和道家、佛家有相关联之处，在明代三教合一的趋势下，佛、道的痕迹更浓，正是这个原因使“静”的工夫往往面临被儒家指责为禅的可能。就阳明而言，其“静”的工夫虽有神秘性的一面，但阳明明确指出“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⑤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吴光等编校，第14页。，与道家和佛家的“静”的工夫有一定的差异。然而，由于阳明后学对阳明“静”的工夫的滥用，招致时人对阳明及其学说多禅学的批评与质疑。

吕柟认为阳明工夫论由于过分强调静坐，有导致或略具体知识学习的危险：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6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