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3)

这里冯氏显然不认为诗文与说理相碍，恰相其反，其认为以诗文说理，只要发挥妥当，亦有无尽的妙用。正是循着这一理路，冯氏表达了折中理学、文章的倾向，而理学与文学为一则是其理想的为文境界。其在《濂洛文钞序》中阐论曰：“三代以前，以理学为文章，故六经四子之书为万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后信理学者或天资笔力不能为文章，为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学，此理学、文章所以分而为二也。……因刻濓洛文抄以救之。呜呼！学者读此而有悟，则理学、文章庶几可合而为一矣。”[1]210-211而其在《与邓允孝布衣》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其曰：“忆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托之理学，遂成名于后世，意盖嘲之也。一客应云：‘周程张朱不能为诗文，一托理学，尚且成名于后世，若能为诗文者而又从事于理学，其名岂不在周程张朱之上邪！’其人大为惶愧，因悟而为世名儒。不佞闻其言快甚。”此则轶事表明冯氏并不轻视诗文创作，“为诗文者而又从事于理学”庶几可作为冯氏对理学、文章二者关系的总体倾向，是以其称述邓允孝“游秦佳刻，笔气超脱不群，从此熟去，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1]270。而为理学者借诗文以说理或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是以其在解读理道时也往往引用诗中之语以作说理的资助，如其尝在解释“淡”时引用诗语曰：“诗云：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只是个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厌，学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识见自别，其品格自髙，不患不到圣贤地位。”[1]108

毕竟冯氏理学思想深固，故而其持有的文学立场不可能脱尽理学的牵绊，这又不可避免地将理学凌驾于文学之上。冯氏虽然反对为理学不能为文学的主张，如“汉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诗，自是宇宙奇观，自足令人欣赏，学者但以此为游艺之助则可，若以此为正学之妨则不可。”[1]62更抛除了“作文害道”的极端认知，但是骨子里却不可能涤尽理学家传统观念的影响，故其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轻视文学之论。如其言称“于诗文直榆荚视之”曰：“楚侗先生《维风编》中有云：知道者之于诗文，直榆荚视之可也，余读之以为知言。”[1]110又如其认为：“诗文一事虽亦是古今不朽之事。……(但)圣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圣人不禁人题诗、作文、写字，亦不教人题诗、作文、写字。天资高、有余力、不妨正务，学之无伤，不然，不学亦无伤。”[1]62而若二者必选其一的话，冯氏则明谓“弃去文词不理”曰“学者弃去道学不理诚不可，若弃去文词不理有何关系。……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学不自恃其所长；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学不自护其所短。”[1]139

也正是冯氏持守浓郁理学旨趣影响下的理学、文学之辨，故而他虽每将事功、节义、理学、文学相提并论，但又标举理学为本的立论，如其《池阳语录》中称述“关中四绝”时曰：“吾关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杨斛山之节义，吕泾野之理学，李空同之文章，足称国朝关中四绝。然事功节义系于所遇，文章系乎天资，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学耳。”[1]184这里，冯氏将李梦阳之文章罗列于关中四绝之一，足见他并不轻视以文章名世的方式，而“文章系乎天资”也使其脱去了理学家文章体认的迂腐气息，只是在文章、事功、节义之外，更看重理学而已。也正是在以理学为本的思想浸淫下，冯氏明确表达了“文章以理为主”的思想：“上而六经孔孟，下而濂洛关闽，夫非理学之渊薮，而修词之标的与！试取此诸书读之，犹令人鄙吝消融，心胸开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于为纵横为虚无也，故曰文章以理为主。”[1]252“文章以理为主”颇堪玩味，其不仅表明冯氏对传统“文以载道”观的依归，而且对“理”的突显则暗示了其基本的理学立场，是他站在程朱理学角度，思考文章功用、明确文章价值的反映。

对此立论，我们从其对韩愈的极度推崇中可以窥见。其《董扬王韩优劣》曰：“愈之为文，岂颛颛刻画于词句间哉！第上书及门，其出处之际，尚有遗议，愈于吾道盖合者多而离者少也。程子谓愈亦近世之豪杰，谅矣！”[1]286不唯如此，这种“文章以理为主”的思想观念，在其《古文辑选跋》中坚持的选文标准中亦可窥见，如选文中未选韩愈《诤臣论》，对于未选原因，他论述曰：“退之果与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宻规之可也，如规之而听善则归友，不自以为功可也，如规之而不听不可则止，不成人之过可也，如不厚善则言与不言，置之不谈可也，乃见不出此而著着为论以翘人过，文虽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1]290可见冯氏不选《诤臣论》乃在于其不符合儒学三纲五常之道，且不合于孔门中和之旨(《中和吟六言十绝》曰：“此心常是中和，犹恐客气易肆。若把此心放开，客气何所不至。”[1]313足见其对中和的推崇，而韩愈诤臣之论显然有泄私愤的嫌疑，故其不取)，因此即使人如韩愈之美者，文虽工，亦不选取。此外，我们在其对宋儒之文的态度中也可以窥见。毋庸讳言，对宋儒充满眷顾之情的冯氏对宋儒之文亦充满欣赏，因此他极力为宋主理之文袒护曰：“夫宋之文载于性理(7)这里提及的《性理》一书所指为《性理大全》，冯氏在《少墟集》卷6曾将“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小学、近思录”并举，是以可知。而翻检《性理大全》，此书广收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邵雍、朱熹等人的理学著作及语录，其文但以析理阐微为主，不以雕饰文字为念。这里冯氏极称之以代表宋文，可见他对明理之文的侧重。一书，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国策诸书，仆不敢强为左袒，但其析理阐义，羽翼圣经，亡论韩欧，即秦汉有之乎！”[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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