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6)

而冯氏的这一理学动、静旨趣在其教导士子写作科举文章时也得以体现，其曰：“如诸生考试当题未出时，安得无故下笔，故曰无知。及题既出，因他题目才发动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还有一句一意不尽发于文内否？故曰竭。及交卷后，胸中依旧是题未下时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1]188显然，主张以静来涵养心性的冯氏认为文章的写作状态与流程也应合乎“静”。是以其云在未见科举题目之时，诸生要保持一种湛然虚明的“无知”虚静状态，所谓“静时乃道之根本”；睹见题目后，则要诚其意，发动文思，而竭尽自己的旨意，所谓“动时乃道之发用”；交卷后则需回归虚静的状态，所谓“动中求不动之意也，动而不动则动中能静”。显然，这样的写作规导是“学者必静时根本处得力，方动机括处点检，动时发用处停当，一切合道”真实反映，也是冯氏持守“论本体不离功夫、论功夫不离本体”(11)参见吕坤《呻吟语序》。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倾向其实不特为科举文章时是这样，对于写作其他文章亦有普泛意义。

五、躬行践履与以文观人

陈俊民曰：“在明代理学思潮的辩证发展中，由于朱子学的‘支离’，导致了阳明学的‘简易’，又因朱王的玄远虚空，产生了关中学者的‘实学’。以‘实学’为特点的明代关学……始终坚守张载关学‘躬行礼教为本’的致用宗旨和坚决排佛、注重实践的关学传统。”[11]而高扬实学旗帜的关学传承至冯从吾自然承继了这一传统。当然需要指出，冯氏之所以对知行合一、言行相顾如此关注，还导源、受益于其阳明学对“知行合一”的强调以及当时日趋弥盛的崇尚玄虚的社会风气激扬下所氤氲的重本体亦重功夫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冯氏殷切主张本体与功夫合一，所谓“欲修者正须求之本体，欲悟者正须求之功夫，无本体无功夫，无功夫无本体也”(12)参见高攀龙《冯少墟先生集序》。。他不仅明确宣扬“道本一贯，求之于言语文字则支离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修身，何可偏废也”[1]4，更是“痛斥‘舍功夫而专谈赤子之心’与‘舍赤子之心而专谈功夫’的偏颇倾向，都是晦蚀心学的弊端”，因为，“这种偏举功夫与本体的学风，非惟造成‘学术多歧’、‘议论不一’的窘况，更是断裂义理贯通脉络，忽略本体与功夫在实践上一体并进的道德本质。”[12]而正因为如此，也形成了冯氏“经世”与“修”并重的内外兼修之学，其尝曰：“有经世之学，有出位之学，有修之学，有私己之学。以出位为经世，以私己为修，此学者大病。然有经世之学而无出位之学便是修。……有修之学而无私己之学便是经世。”[1]194显然，作为一个根柢深厚且有担当责任的理学家，冯氏不仅重理道本体，对躬行功夫亦十分看重，冯氏不仅明言“做人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在《偶书》诗中亦曰“朅来学问尚玄虚，千古真传妄扫除。试问此身实践否，天心月到水诚渠。”[1]312而且其在《池阳语录》中辨析汉儒躬行、宋儒空谈时尤表明理学家更重践履曰：“汉儒中诚有躬行者，而概谓汉儒躬行则不可。……宋儒如周程张朱，即在孔门亦当列徳行之科，其他如司马君实、邵尧夫、尹彦明、刘元城诸儒，其躬行实践，岂在冉闵之。”是以其总结曰：“汉儒有传经之功，但当论其功而不当论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当重其功而尤当重其人。”[1]197

而冯从吾的这一躬行践履主张，在其维护讲学的《讲学说》中亦多有体现。可以说，时至晚明，流于空虚无根的讲学风气受到时人的质疑与批判，但是坚持道不讲不明与学人必有师的冯氏并不作如是想，其认为讲学之功用正在于消除弊端，所谓明道之用，只要讲学者将所讲之理学躬行践履，不务空言，则讲学亦无所伤。显然，冯氏反对时人废除讲学的主张，而极力为讲学张目，当然，当此之时，冯氏未尝不洞见到学人因杂引佛道而日益严重的崇尚玄虚风尚，故而其特意标出“躬行”二字，以救时弊：“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1]142而在《讲学说》中，其又重申这一观点曰：“讲学之谓何，且人之议之也，议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学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议之。吾侪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伤。”[1]238

自然，这一躬行践履的理论主张与文学的交会，便表现为冯氏将文人之诗文与文人之行结合起来，进而有以诗文观人之论。其在回答“理学与举业同异”的问题时，便直接表达了“以举业体验于躬行便是真理学，以理学发挥于文辞便是好举业”[1]185的期冀(这一观点的抉发可谓冯氏为解决日益形式化的八股时文的一种救弊举措，其实就明中叶以后的学术风气来说，学而不行成为难以革除的时代弊端，所以王阳明高举“知行合一”的大纛，而冯氏亦重践履，均可谓明见问题本源)。而其《理学诗选跋》与《古文辑选跋》更是成为其践履以文观人思想的具体实施，其在《理学诗选跋》中明确指出选理学诗的标准在于观其人曰：“选理学诗与选唐人诗异，选唐人诗论诗不论人，所谓人以诗重也。选理学诗论人方论诗，所谓诗以人重也。呜呼！学者将人以诗重乎，抑将诗以人重乎？读是编可以自悟矣。”[1]289而在《古文辑选跋》又以具体事例阐述这一题旨并将之推广到理学诗之外的古文辞中曰：“余既辑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书》古矣，胡删之？曰：‘焚书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删之而目录中犹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为世戒也，见做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传也。’”[1]290此外，其在评述他人的文学成就时也多瞩目于此，如其在《紫阳杨先生》中引述赵复之语评骘杨鉴山曰：“关西夫子江汉赵复序其集，称其志、其学粹然一出于正，即其文可以得其为人，其见重如此。”[1]341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18/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