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理学关学的交会冯从吾文学观的融摄维度(5)

而在冯氏学贵自得的思想主张下，其对诗文创作及相关评价也秉持了这一原则，于此而言，其论述举业文章时点出的为文需妙悟之说可为代表。其曰：“今四子书治举业者，举能言之海内坊刻几于充栋，中间亦有当者不当者。然为举业而作，则为文而解其义不为身心，而求其旨也，虽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过于汉之训诂，吾终以为得而未得。是纸上之机括，非心中之妙悟。”[1]37这里冯氏认为举业文章若不是自家身心体贴出来的，即使其妙解有过于汉儒训诂，然而只能谓为“纸上机括”，所谓得而未得者，而真正的举业文章，理应是在“心中妙悟”指引下发抒一己的自得之见。是故，其在《观书吟》又阐述了文章写作中“立意”的重要性曰：“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辞，欲得辞中意，当看未立时。”[1]310显然，这里的立意自然也是自家体贴出来的“自得”之意。至于主意从何而来，冯氏亦有专论曰：“仆以为六经孔孟，其正鹄也，濂洛关闽，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务必至于解悟而后已，则此心确有主意，而后间取国策秦汉及诸子百家之书读之。”[1]253这里冯氏认为立意应首先解悟孔孟理学诸书以获得自家主意，而后涉猎诸子众作辅助之，以此方为文，方可为朴茂、为大雅，为艺苑良工。

此外，冯氏为文需自得的思想面向，我们从其对朱伯明诗集的评述中庶几亦能窥知，其曰：“伯明自幼即嗜书，而尤嗜诗。……自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诸子诗，无不昼夜伊吾，朗然成诵，而伯明之诗遂骎骎入古人堂室矣。为汉魏则汉魏，为盛唐则盛唐，而绝无纤巧脂粉、掇拾饾饤之病。”[1]236冯氏谓朱伯明“为汉魏则汉魏，为盛唐则盛唐，而绝无纤巧脂粉、掇拾饾饤之病”不能不说是朱伯明博学众人而自成一家之言、自得于心的反映，而冯氏以此称述之，亦表明了其认为为文不可“纤巧脂粉、掇拾饾饤”的理论向度，而所谓“掇拾饾饤”，则明确指出了为文不可抄袭堆砌，而理应自得于心的理论诉求。

四、动亦是静与为文法门

主静堪谓冯氏重要的理学旨趣，但是融会贯通的冯氏又并非舍动以专言静，在前贤如张载“静亦有动”(8)参见张载《横渠异说·上经》。、程朱“以静制动”(9)参见朱熹《朱子语类》卷67。、阳明学“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10)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下。有关动静关系论述的影响下，其动静持论亦极具思辨色彩。如其首肯“心不妄动”解静之语曰：“心不妄动四字解静字，真发古人所未发，盖身不妄动易，心不妄动难，人心原是神明不测、活泼泼地的，岂能不动，只是不妄动，便是静，非块然如槁木死灰，然后为静也。”[1]39而其《答杨原忠运长》则详阐动、静之间的关系曰：“静时乃道之根本，方动时乃道之机括，动时乃道之发用。学者必静时根本处得力，方动机括处点检，动时发用处停当，一切合道，然后谓之不离。然必在静时根本处预先得力，方动机括处再一点检，然后动时发用处才得停当。”[1]261可见，对于冯氏来说，静乃是道之根本所在，而一切之动皆需在静时“预先得力”，方能停当无差。具而言之，“在这里，冯从吾说的静时的工夫是指戒慎恐惧、静坐和‘体验未发气象’等，而方动时的工夫则是指慎独、诚意。也就是提倡存养与省察同时进行，不偏一边。不过，由于静时是道之根本，动时是道之机括和发用，所以如果能在根本处得力，时时保持心体的湛然虚明，那么方动处就自然能够点检，其发用也就自然能够停当，‘随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纲常伦理自然尽道，喜怒哀乐自然中节，视听言动自然合礼’，一切都会合于道。”[9]

值得注意的是，冯氏重视静并扩大了静的原属状态，而涵括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其《示东昌聊城两学诸生》尝云：“有耳目口体便有视听言动，有视听言动便就有非礼处勿之云者，是动中求不动之意也，动而不动则动中能静矣，动中能静则静中能静，又何待言。静固静，动亦静，无内外、无将迎，此孔子之所以为四绝，而颜子之所以为四勿也。”[1]108对此，陈来总结曰：“冯从吾为关学学者，反对为学专归于静坐，所以主张不睹不闻是道体，可睹可闻、鸢飞鱼跃，亦无非道体；静是道体，动亦是道体。”[10]诚然，冯氏消融了动静的表面划界，代之于追求一种融合无间的动静状态，而一归于静。如其认为也应把读书、作文视为一种静坐休息的状态曰：“杜门静坐，息也。读书、作文、歌诗、写字，亦息也。与严师胜友讲道谈学，用以收敛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1]149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418/5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