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2)

最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判断，这些理学著述究竟有哪些历史特点和学术亮点？在国家、民族、道德、社会等等演变的过程中，这些理学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有哪些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继承与发展的内容？站在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立场，过去学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并不突出，国别之争逊色于文化之争，民族观念让位于华夷观念，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意味着变革与转折，意味着思想理念的巨大变迁。传统史志著述在强调道德、社会等历史范畴方面，固然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旨归，但在接受、包容域外文化方面仍葆有较强的张力，这也是其最典型的精神内涵。既跨越时空而又精于细故，思想的前瞻性和生存的因袭性交织演进，也是这种道德至上意识蔚成的现实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与吕柟三十余年磨一剑相比，白遇道所纂《高陵县续志》尽管历时不足一年，两者在体裁取舍、资料搜集和价值评估等方面，则明显有所传承又有所改变。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看，摆在白遇道面前的，大抵有三部县志模本可资参照：

其一，明吕柟嘉靖《高陵县志》。以“其言约而尽，其事核而彰，其议论允而确，太史氏笔也。其作志之良榘也”(明王九思《高陵县志序》)。师法吕柟《高陵县志》，乃是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的基本准则。三原贺瑞麟序称：“吾谓悟斋所以续泾野者，当更有在。泾野遗书具存，莅官风徽，皆本于生平甘贫改过之旨，求仁取善之心。悟斋行将还朝，益以泾野为师，使人谓高陵今日复有续泾野其人者。志特一端而已。”临潼杨彦修序称：“光绪庚辰，主讲其邑书院，乃仿范氏《后汉书》之例，辑为续志，盖仍文简之旧而注明增益之，不猎前贤之美，不参偏私之见。举雍正壬子以后，迄光绪庚辰以前，采择補缀，穷晷穷膏，期年而遂告成。”归化程维雍序称：该志“条目体例，一仍泾野子之旧。文简而赅，事信而有征；推衍增益，而不逾其范，其必传也谂矣。”但这种借鉴并非衣钵尽袭，更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删掉了其中的《历数述》和《官职考》，但又增加了《缀录》，可谓有沿有革。

其二，清樊景颜雍正《重修高陵县志》。该志“搜讨亦勤，而缺漏殊多”。樊景颜，字子愚，邑明经，“为博学笃行士也”(丁应松《重修高陵县志序》)。重修县志历时十余年，樊氏在吕志基础上增添了《艺文志》，洵属有识。按说白之续修县志，此志以时间较近理当赓续，但白志却不以樊志为师法对象，虽然对资料有所取舍，有所援用，但在撰写体例上却直通吕志。清雍正十年(1732)，《陕西通志》总纂称樊志“是诚实录，可以绍泾野矣。泾野有知，必引为同心，犹之扶风汉史，与龙门并显，其文同而非剿说，其词迁而无殊旨”，(沈青崖《高陵县志序》)樊氏也自诩“其褒贬笔削，衷于至当，传信传疑，维公维平”(《重纂高陵县志·纪事》)，彰显了独家自信。但上述观点，均不被白遇道所认可。白氏坚持修志义理，与吕泾野理学思维完全一致；而樊志所在的康雍乾时代文字狱盛行，导致考据学风弥漫朝野，两者著述趣味截然不同，故而在思想赓续上也就有了较大的距离。

其三，清贺瑞麟光绪《三原县新志》。贺瑞麟，“绍明关学于秦中者也”，而“白子补诸生，受命执贽，从三原贺先生游”(秦安王作枢撰白遇道之父白长洁墓碣)，说明两人之间有师承关系。贺氏在《高陵县续志》序中说：“昔范醇夫作《唐鉴》，用伊川先生之说，于中宗每岁书‘帝在房州’。伊川见之，乃曰‘不谓醇夫相信如此’。余不逮伊川万一，而悟斋此志间采拙论义法谬入其中，殆如醇夫之于伊川。”按：范醇夫即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梳理《资治通鉴》唐史编年；伊川即程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当年司马光强调《通鉴》的客观性，但也无法竣拒理学家的实际影响。白氏在县志中屡次采用贺氏“义法”，适足以见证两人的学术渊源。

白遇道《高陵县续志》的编纂，也不是资料堆砌，而是有其湛深的思想传承统系。作为清末翰林，白遇道传承了吕柟、贺瑞麟的经世思想，并且有所发扬、有所光大。在为其父白长义所撰墓表中，贺瑞麟指出：“赵仁甫九族俱残，恨欲投水而卒传程朱之学于北方；李二曲之父战死襄城，招魂葬齿，而身为一代真儒，名闻后世。……今遇道已贵，尤当务其远者大者，讲圣贤之学，即以心圣贤之心，行圣贤之行。如其乡吕文简公(吕柟)之为人，斯不愧立身行道之实，而孝思可慰矣。”按：赵仁甫即赵复，江西德安人，宋元易代之际，身处乱世却将程朱理学传往北方；李二曲即李颙，陕西盩厔人，明清易代之际，仍然坚守孔孟儒学，保持独立的逸民立场。贺瑞麟要求白遇道要像两位先贤那样，“以心圣贤之心，行圣贤之行”，像吕柟那样立身行事，可见其对白氏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遇道有所选择，有所取舍，其实也是其思想传承的具体表现。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