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6)

这就从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和道德之学等不同方面，将吕柟其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揄扬和定位。而吕氏编修长达三十余年、堪称开山之作的《高陵县志》，仅是他学行修养的具体见证，简练而有侧重，私修特点浓郁。白志勇舍樊志，直追吕志，形同而内容一新，编纂时间不足一年，完全属于官修。但吕志因思想性、知识性而见著，白志则因文献性、实用性而昭彰。两部志书，都是理学家、政治家修志的典型例证。

众所皆知，理学思潮肇端于两宋，元以后程朱理学是富有代表性的官方主流学说。其中肇自张载的关学，在明代转而为三原学派，成为新关学思潮的主体脉络。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许多理学家、政治家都投身于史志编修。如康海参与过成化、弘治实录的撰写，后以正德《武功县志》而驰名，清人章学诚批评其“文人不得修志”，殊不知康海并非站在文人的立场上修志，而是借以彰显其县域治理观念；马理、吕柟作为理学中人，同时也是政治家，居乡时应邀修纂嘉靖《陕西通志》，实际上所展现的仍然是其经世观念；王承裕撰《宏道书院志》，及韩邦靖纂《朝邑县志》、王九思纂《鄠县志》、吕柟修纂《高陵县志》、孙丕扬纂《富平县志》、乔世宁纂《耀州志》、刘九经纂《郿县志》等，其实也都是这种学术—政治思潮互动影响下的产物。清末到民国的刘古愚纂《陕甘味经书院志》、贺瑞麟纂《三原县新志》、牛兆濂纂《蓝田县志》、萧芝葆《三水县志》等等，亦因为他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故其所纂修的志书，也都是以张扬程朱理学的精神情操见长见著。白遇道纂《高陵县续志》，承吕志而兼学贺志，应该也与其既胜任地方官，又折节教育事业、服膺清麓学派的学术选择密切相关。

概言之，从吕柟、贺瑞麟到白遇道，其修志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白志的承续特点：一是作为学术的承续。借鉴范晔《后汉书》的基本义例，有所承续但不蹈袭。其著述观念的改变，与其时代递变息息相关。二是作为道德的传承。吕柟作为关学中人，其宗师地位与三原学派不可分割；白遇道堪称“旧人中的新人、新学中的旧学”。民国后，在世即建造生圹，其实是一种历史追怀。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近代民本主义思想的现实影响，其实也是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于传统用世观念反省的结果。三是作为政治的借鉴。吕志强调礼仪制度，旨在加强社会管控；而白志强调道德话语，反对战争暴乱，也有其正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深度思考。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