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4)

这就不但在学理上概括出它的基本特征，也在思想观念上给出了点拨和阐释。

在修纂义例上，从吕志到白志均有其内在的编纂理路。与吕志同时代的康海《武功县志》，篇目涉及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等内容，强调记人、记地的统一，强调史志的统一，被认为具有从《春秋》到《史记》一以贯之的褒贬笔法。譬如在官师、人物记载方面，其志中所富有的褒贬官师、臧否人物的政治勇气，即与他具有状元之尊，坚持独立的道德话语立场不无关系。吕柟同样具有状元之尊，嘉靖《高陵县志》也同样具有道德话语立场，但在对待褒贬的问题上，却相对缓和一些。而四百年后的白氏续志，更严肃审慎，很少直接抨击官师、人物：对于官师、人物的优良品质，作者往往是褒扬有加，为其张本；对于那些负面人物，则只志其名姓、职务和任职时限，以不予立传而止。在记述人物时，多通过大量缀录碑志、诰命等原始文献，丰富其形象，深化其载笔，增强其真实性。又如在性别文献的著录上，明代康志、吕志均重视女性记述。康志不仅记载其儿媳殉葬的信息，且将其事迹送交国史馆，供国史取材。吕柟曾说：“节妇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妇人者多矣。昔有贤后，人且以女中尧舜目之也。”“科贡恩荫而能学道，即人物耳。不学于道，是科贡恩荫而已矣。”(吕柟《高陵县志序》)卓然将是否学道作为是否构成人物的标志，谓女性贤良亦可称为女中尧舜，而科贡恩荫，倘不学道，就不够人物标准。这在理学思潮披靡的时代，无疑具有破天荒的启蒙意义。白志于晚清时期在县志中大量记载兵燹造成的节烈现象，不遗余力，应该也是这种性别观念的一种体现。

续修志书是保持传统史志之树长青朴茂的一个必要手段。论及续修的办法，既可依样葫芦，又可另起炉灶，既可删繁就简，又可踵事增华。范晔《后汉书》对于班固《汉书》，在材料上删繁就简，有所延续；在体例上进行模仿，将有关时政的论文和文学价值较高的词赋都收入到每个传主的传记中，所以阅读两汉书，无异于读了两汉的总集，重要的大文章也都包含在内了。康志、吕志也同样如此，而白志得其启发，更设《缀录》，将那些难以附缀的文献及若干重大事件、重要掌故悉数列出，其体例上的延续性和延展性也都值得肯定。

三

地方志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宏观叙事。一部志书如何处理重大叙事、评估历史事件，决定着这部志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品位。对于吕志、樊志和白志来说，由于时代的差异，三者在重大叙事上有所不同。吕志的宏观叙事，在于推广官方礼仪。从国家到地方，从朝廷到民间，高度重视礼仪文化传统，也是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最大亮点与特色。吕柟作为理学中人，十分重视用《吕氏乡约》和《文公家礼》执教施政。所著《高陵县志》中的《礼仪抄略》，就是他“从礼官之后，尝习闻于公所”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取诸官方典礼，“典礼行则俗斯美矣”(马理《高陵县志序》)。其中涉及正旦朝贺礼、迎诏礼、鞭春礼、获日食礼、祭先师礼、祭启圣公礼、祭县社稷礼、祭县风云雷雨山川城隍礼、祭乡贤礼、祭县厉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士庶人冠礼、婚礼、丧礼等等，可谓仪轨清晰，理当遵守。而白志涉及礼仪规范，其篇名相若而内容迥异。按照钦定《会典》《通礼》，白志将清末民间通用的贺礼、节礼、食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一一记录了下来。涉及士人互见、弟子拜师、卑幼见尊长等见面礼，更是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精髓所在。比较而言，明清两代礼仪规范的历史演变，涉及基层社会的管理深度和社会大众的自治能力，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近代以来随着欧风美雨的激烈碰撞，特别是西方礼仪文化的猛烈冲击，致使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也被弃如敝屣，这也是需要进行重新反思的一项内容。此外，吕志、白志均记载了《县俗》，但后者对前者所及内容一语道过，而格外重视生产、生活礼仪的记录，则更多地体现了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其对“城乡有华朴之分，南北有文质之异”等等社会习俗的辨析，至今读来仍倍感亲切，历史价值也值得借鉴。

在地方志书的宏大纪事中，既有常规性的礼仪叙述，更有非常时期爆发的重大事件。原来，吕志设置《邸宅陵墓》，旨在“诏往以示来者也”，“志陵墓而及氐羌者，《春秋》谨微之意也。是皆善政之意，而寓乎醇儒之道焉”(马理《高陵县志序》)。白志也很好地坚持了这一原则。譬如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事，就是志书追踪重大历史纪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项内容。白志就比较全面、翔实地记载了这一重大事件在高陵域内的表现，指出回民起事与太平天国、捻军起事直接相关，并在记载地理、建置、人物、纪事、寺庙等内容时，也都有所涉及。而其《缀录·纪事》罗列的上起东汉、下讫清末的历代重大事件，其中同治元年至九年各条，也全部是关于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事的纪事本末。这对我们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显然是有所帮助的。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