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理学与史志关系的典型例证高陵县续志(5)

与此同时，地方志书作为一种著述性文献，其对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也是彰显其记载价值与著述深度的一项指标。如前所述，作为义理类简派志书的代表作之一，明代康海《武功县志》、吕泾野《高陵县志》，都录入了大量的致用文献，但均缺乏《艺文志》的专门设置，且康志将文献附缀在人物、事件或写实条目之下，吕志也是如此。白志在继承吕志的基础上显然有所变通，而其变通的关键就在于对历史文献的灵活处理，即用行文附缀的方式，将一篇篇与人物、事件、实物、舆情有关的历史文献，贯穿于事件、人物、古籍或礼仪活动之中，虽然阅读起来不无附赘之感，但是历史文献的原始凭证性强，其实用性和存史性都非常突出。至于《缀录》的设置，及其中丛集的纪事、祥异、金石、分封、杂传、乡献诗录、散轶著述、旧志叙说等方面的原始文献，还包括类似《太史公自叙》那样的著述说明，则更将其编纂用心作了系统的学理解释，相当于该志的《大事记》《艺文志》和《编后记》。

在历史文献的征引方面，精挑细选常常是必要的。白志在《地理志》中摘录了历代通志、府志和县志有关高陵县的段落；尤其突出了《古渠堰》《泾渠总论》《泾水仪》等经典文献，在云槐精舍介绍中还穿插了追忆主讲吕泾野的诗歌文献；《建置志》中详细选录了城池县署、坊村镇店等建造碑记；《祠庙志》中选录了不少考工记；譬如北宋寇莱公(寇准)祠原名竹林寺，作为明嘉靖年间马理、吕柟总纂《陕西通志》的合作场所，也有所记录。《田赋志》记录了耕地变迁，活动坛场；《礼仪抄略》摘抄了各项礼仪规范；《官师传》不乏诏书、通告及墓志铭或神道碑文字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引用清代邑人赵曰睿的著述作品，赵氏思想超前，观点新颖，批判性强。如其在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时说：

善学者如饮酒，味其清醇而弃其糟粕；如赏花，挹其馥芬而略其萼瓣。斯有以益吾肺腑，悦吾心神，庶免伧父笨伯之讥。故读斯编者，须活其眼目，细其心思，得其神不必袭其貌，会其机何如变其用，奉为换骨之金丹，勿拾已碎之刍狗，神而明之，不滞于迹，斯为善学柳下而不致误于墨守之陋也。语有云：晓人不当如是耶。

又如其严厉抨击当时谱牒中动辄攀附名人、追认祖先的市侩现象时指出：

厥后世风不古，谱牒之中有市心焉。旧姓之裔，竟以贩贸为寻常；崛起之家，亦以攀援为能事。著郡望，则李必陇西，刘必彭城，崔必博陵，王必琅琊、太原，而见在之里居，渺矣无闻也。矜门第，则崇韬拜子仪之墓，狄斐奏仁杰之裔，而本身之祖父不得而知也。恣援附，则李揆呼辅国以五父，蔡嶷拜蔡京为叔祖。甚至戴铃元老见诮于诗人，丰邑相公致讥于士类。而本属之昆从，视若路人也。呜呼！上以诬其祖宗，下以欺其孙子，而止以供识者之一笑。习俗波靡，江河日下，方自愧推挽之无力，而忍抉流扬波，效尤滋咎哉。昔狄武襄不以一时遭际自附梁公，识者谓较之拜墓者所得多矣。徽州朱典史不祖文公，明祖叹美，遂定玉牒之式。论者谓视唐之远祖老子，识度超越千古，盖诚见夫迈迹自身，光前惟德。故侂胄之恶，不得援忠献之后以从宽；温公之贤，亦无庸承典午之派以取重也。而况晚近冒谱联宗，市侩之用心者乎。

这样的文献征稽，这样的直录不讳，这样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思想价值不可或缺，弥足珍贵。

四

由志及人。两部《高陵县志》的质量高下，与其修纂者的基本素质和社会阅历密切相关。

明嘉靖初年(1622)，吕柟应召参与撰修《武宗实录》。三年(1625)，置身皇室法统大礼争议。因忤旨贬为解州判官。不久选为国子监祭酒，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关于对吕柟的评价，其同窗好友马理所撰《吕文简公墓志铭》有过精彩的论断：

愚考先民，自孟子殁，汉有经史辞赋之学，晋唐人攻书及诗，宋多文(上)[士]，然据其言行，考所见闻，见道者鲜。惟董仲舒为西京醇儒，然灾异之说，驳杂亦甚。东汉之末，惟孔明(诸葛亮)卓然特立，可以与权管宁，以潜龙为德，确不可拔。两晋人材，有不为流俗所染、异端所惑，安贫近道者，惟陶潜(陶渊明)一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诗，韩愈之文，为不背道。然甫有啜人残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门上书之耻。况愈辟佛老而复友其徒，任道而牵妓妾毒。杜韩如此，自余可知。赵宋文士苏(苏轼)、黄(黄庭坚)诸人，皆宗尚佛教。富(富弼)、文(文彦博)诸贤，率事僧参禅。惟濂溪周子(周敦颐)，学得其精。康节邵子(邵雍)，学为甚大。二程兄弟(程颢、程颐)，横渠张子(张载)，学为至正。晦庵朱子(朱熹)，能继诸贤之绪。自元以来，及令见道而能守者，惟鲁斋许氏(许衡)及我明薛文清公(薛瑄)数人而已。公则为汉之辞赋，怀其史材、传其经学而无驳杂之失。工晋人之书、唐人之诗、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词。醇如鲁斋而稽古之功则多，真如文清而知新之业则广。盖其学诣周之精，几邵之大，得程、张之正，与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括弧内人名均为引者所加)

文章来源：《韶关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sgxyxb.cn/qikandaodu/2021/0506/599.html